若非此时，何时？

——读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有感

文化传播学院 郭李淳

“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

　　——《先贤书》（Pirké Avoth）

《南京大屠杀》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英语全面研究南京惨剧的专著。在这本书中，张纯如用沉重悲痛的文字，讲述了这个恐怖的事件。当西方已经几乎忘却南京大屠杀的当下，该书的重要价值更为凸显。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将其称为：20世纪极其重要的著作之一，世界战争史中的经典著作。张纯如作《南京大屠杀》之前，在世界范围内谈及大屠杀，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远胜过南京大屠杀。换句话说，大部分人对二十世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深恶痛绝，却难以把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的屠杀事件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来说，《南京大屠杀》是一部极具感染力的见证文学。见证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亚类，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我们在讨论见证文学的相关性质时，离不开对其作为一类文学——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由作者创造及读者再生产的性质。这也是为什么以英语写作的《南京大屠杀》在诞生之后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当时的张纯如先是通过父母了解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再通过走访幸存者，挖掘各种原始材料，包括第三方国家的证词，比如国际主义者约翰·拉贝的日记等史料。张纯如自己说，她并非为了以数字的方式去记载这一人类史上的邪恶行径，而是要从事件本身出发，吸取教训，警示世人。

的确，今天的我们与过去的历史已渐行渐远。在今后，历史的惨剧只能依赖于幸存者的口述以及遗留下来的文字，方能被洞晓。时间会以各种方式模糊真相，当现实伴随文字褪色的节奏而被掩盖，那么所有关于大屠杀伤痕的意义就有可能被反转。我要说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个义务去主动了解并且反思这段惨痛的历史，与此同时还应将所获得的教训转化为前进的力量。虽然西方也产生了关于“奥斯维辛之后，应不应该写诗？”的大讨论，认为一定程度上见证、记载创伤无异于是在幸存者的伤口上撒盐。但是只有通过见证，让内心在文字中沥血洗炼，在沉痛中日日夜夜反刍，才能告慰无数在大屠杀中罹难同胞的亡魂。

耶鲁大学教授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等人在1992年所著的《证词：文学、精神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一书中讨论见证这一核心概念的时候，创造性地把创伤理论引进，见证文学之所以代表一种集体记忆，是因为见证文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见证创伤的文学，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认为创伤是在集体意识中形成并挥之不去的。创伤只有在集体中才是持续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中写道，“集体意识因此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与该事件相关的记忆自此有了永久的标记，并使其未来的身份从根本上发生了无可逆转的改变时，我们说，这就是文化创伤。”而且集体提供了一种稳固的认同，一种文化参照，因为对人造成持续伤害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种“带给人们震惊与恐惧的感觉”。创伤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人民集体的记忆，这段记忆，不只停留在感性层面。语言是美学层面的，同样也是非个人的。它是一种共同性生产的产物。语言的实质是可以用共同性以生产新的共同性，其本身具有革新的潜力，能不断地创造、更新语境与关系，让新的对话成为可能。所以，语言是一种具有批判力的工具，不再置身事外的“诗人”（回应奥斯维辛之后写作的人，他们是一个广泛的、自发的文学创作群）运用文字便能唤起广大民众的良知与敬畏，因为诗歌在见证伤痛而非把玩趣味，见证文学也绝不是唯美主义的产物，而是给予受难者神圣关怀的颂词。正如序言所说，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

在布朗肖看来，记忆的实质是遗忘。因为人们的意识往往具有意向性，那些留下的、被记住并不是最根本的，相反，那些被遗忘的，甚至是有意遗忘的才是最本质的。我们常常说，遗忘意味着对历史的背叛，这并不是从事件本身出发的、强调作为符号的铭记仪式，而是从一种美学表现上来说的。因为遗忘反转了人们对事件本身的关注、思考和反思，所以意味着背叛。因此，在见证、重现过去伤痛历史的时候，必须要批判、要斗争——过去的重现，必须靠斗争才能获得。见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崇高，苦难不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物事，每一个人都要关注到自身苦难之外的，他人的悲剧。“如果说在审美趣味中深藏着对生存的盲视和对生存苦难的冷漠的话，在艺术活动中则有生存之洞见和对生存苦难的神圣关怀。”在雅思贝尔斯和哈维尔那里，见证与悲剧性一脉相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能够发人深省，净化人的灵魂。大众开始以悲剧去记忆并见证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的时候，是记忆与悲剧价值的最好呈现。“悲剧或者伟大的文学所起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唤醒人的这种能力，在他的头脑中唤回某种因长期压抑而淡忘的记忆。”

由此看来，《南京大屠杀》的意义深重：一是其代表了中华民族集体的、创伤的记忆，这份记忆能够成为我们对战争、大屠杀不断反思的源泉。二是其体现的斗争的力量，最终指向一种悲剧性精神的最高境界——崇高，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置身事外，正如列维纳斯对“他者之脸”的无限性和雅思贝尔斯对悲剧的反思一样。

此时重看序言：“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如果我们只为自己，只看得到自己的伤痛，看不到过去别人的伤痛，到现在还不能对历史进行反思，还不能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力量，那么若非此时，何时？岁月流逝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既带走了幸存者，也使创伤日渐凋零。即使是那些留下来的证人，也有可能因为在克服创伤的时候，选择性地遗忘一些记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数据和史料不胜枚举，只有不断整合、更新，才能使真相明朗，透视分明。

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本书，因为心情沉重而中断了很多次，很多内容令我不忍卒读。与此同时，每读一次就让我对张纯如女士肃然起敬，难以想象当时的她以何种心情整理、书写这些文字。也许今后的每一个读者都会带着眼泪去重新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但所有读者，乃至一个民族，如果只是沉浸在眼泪中，就会阻断前进的力量。所以今天，当我为了书写感触再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呼唤他人对战争的反思，尤其是在并不和平的当下，还有数千万人笼罩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下。而随着张纯如及其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整理不断被媒体报道，我们更应该主动继承她的精神，在现代信息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自觉做当代的“张纯如”。作为一个青年人，首先要有担当，认识到历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吸取教训，形成自己的反思。而一个民族只有在对战争的不断反思中，才能永久获得对苦难记忆的崇高。

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不仅在书中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作者还生动记述了南京安全区里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南京活菩萨”明妮·魏特琳拯救中国人的英雄壮举。

这本书是关于这段恐怖历史的权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