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典籍，溯古追光

——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所见、所闻、所感

文学院 林才伟

古籍是我们穿越千年与先贤对话的纽带，它寄藏着过去的时光，与文明脉搏的跳动紧紧联系着。2024年5月，山东大学堂以“知古明今，鉴往知来”为主题，邀请姚伯岳教授为我们讲解了“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我深刻认识到每一部典籍，都凝聚着前人的心血和智慧。同年6月，又有幸聆听李国庆先生追忆与山东古籍界同仁合作共事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与山东大学、山东省图书馆以及济南古旧书店等相关人士在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合作经历与深厚情谊，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古籍工作者的情怀与担当。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典籍，人们世代守护、传承祖先不朽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让精神的血脉延绵至今。后世对典籍的尊崇，更是留存于经典的字里行间。

2020年9月，我作为文学院首批强基班成员入学，“误打误撞”叩开了古典学术的大门。入学伊始，从小对古典文化感兴趣的我有幸加入校经处，参与了“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批示的“《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在《永乐大典》里，我看到了六百年前，修纂之人对于文化的坚守，以及后世无数学人对于中华文脉的护佑。就像我的导师杜泽逊先生常和我们说的，“我们的使命是‘为古书续命’”。逐渐地，我对中国古典文献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到如今成为文学院的研究生，我选择继续在古典文献学的领域里深耕，努力从“故纸堆”里捧出“金娃娃”，在古籍文献里寻光。在访书问学、校雠撰文时偶有所见、所闻、所感，今不揣浅陋，特略述一二，以附诸先生之风雅。

一、为古书“续命”

由于朝代更迭、战争、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大量的古籍已流失或毁坏于浩浩汤汤的历史浪潮中。一册古籍蒙尘破损，历史便黯淡一角。“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是为古书‘续命’”。随着《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印发，古籍修复和保护工作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古籍修复和保护工作是为古书“续命”的重要基础，但为古书“续命”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如果花费大力气把一本书修好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学习它、研究它，那总归是意义不大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深入研究古书，挖掘古书背后的文化价值，真正做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里，我最先关注、最感兴趣的被鲁迅先生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史记》。

当前学界最普遍使用的《史记》版本是中华书局本，其底本是金陵书局本。作为《史记》校勘学史上的重要一环，钱泰吉（1791—1863，字辅宜，号警石，又号深庐，浙江嘉兴人）的校勘成果深刻影响了金陵书局本《史记》的成书。然而，钱泰吉的校勘成果尚未得到重视。因此全面辑录钱泰吉校勘成果，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既是存续学博三十载奋力之成果，更是有利于为今后编纂《史记》新校注本做基础性的工作。如果我不去完成这份工作，那么钱泰吉的成果便只能深藏在各大图书馆的书库里。我想它也在等一个人去发现它，如果我不去做，那它可能还要等一年、十年、五十年，甚至上百年。为古书“续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为这些特别重要的古书“续命”更是刻不容缓。

所以我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前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图书馆，查阅钱泰吉批校本《史记》或《校勘记》，并作详细的整理工作。辛苦是必然的，但和内心那份“为往圣继绝学”的喜悦、激动相比，这点苦算不上什么。我仍然记得，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灯光黄晕、发暗，坐我对面的一位早已年逾半百的老先生，托着眼镜，他把古籍放得很近，一边仔细翻阅对比，一边手笔抄录，有时可能查到了需要的内容，老先生攥着拳头，微微振拳，脸上洋溢着笑容。查阅古籍的学者们占满了大半个阅览室，大家行色匆匆，但眼中无不坚定。我愈发坚定地相信，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这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二、“考文献而爱旧邦”

“观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这是张元济先生《印行四部丛刊启》之语。乡邦文献是人们记忆的承载者，更是地方文化底蕴的重要来源。在整理古籍的过程，我愈发觉得整理家乡古籍的获得感，是做其他古籍研究所无法比拟的。我猜这或许与那份“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忱有关。

我特别关注清代学者林邦辉编撰的《蔚文书院全志》六卷，这部书是现今唯一保存完整的海南书院志，国家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据《蔚文书院全志》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文昌知县贺沚的倡议下，乡绅林有鹗、林有鸣兄弟等捐资建成玉阳书院。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有一场大地震波及文昌，玉阳书院在地震中倾圮，林有鹗、林有鸣兄弟又捐资重修，并捐田充实书院经费。《文昌县志》亦载：“王阳书院，在县北门外文昌阁之右。万历乙未年，知县贺沚、邑绅林有鹗、林有鸣、会应期等捐赀创建立会讲学课文，置田收租以供修理办祭。后地震崩坏，林有鹗、林有鸣重修体仁堂文在兹坊，复捐田以足公费。”玉阳书院曾更名为至公书院、蔚文书院，最后成为现在的文昌中学，其文脉延续至今，历经四百余年风雨沧桑。林有鹗、林有鸣兄弟在玉阳书院肇建之始出力尤深，对数百年来文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斐然，我对这两位同姓先贤满怀敬仰。大前年除夕，我在老家祖屋翻出一份家谱，封面上题有《光绪三拾一年岁次乙巳置家谱·延年益寿部》，是先公林熙育的手稿本。可惜家中长辈保存不善，除去虫蛀霉变，多处已然褶皱损烂。《家谱》上明确记载了：“十七世祖有鸣，字汝御，号肖愚，又号阳初，官武平卫经历。塟紫贝岭省愚公坟右。配杨氏，塟桃村园祖妣坟右。继妣韩氏塟松仔坡地，男兆台。庶妣蔡氏，塟南畔坟地，男兆魁、兆一、兆甲。”我方恍然大悟，原来我与这位赫赫有名的乡贤有血脉上的联系，内心激动不已。

2022年的暑期，时疫未散，我提前返乡，偶然知道文昌图书馆藏有一部很珍贵的《湄邱遗集》，可以算得上是文昌前贤留存的最有名的诗文集，它的作者邢宥是与丘濬、海瑞一起被世人并称为海南“一鼎三足”的著名政治家、学者，仰慕前贤已久，我十分期望能有机会查阅。因曾被青岛图书馆拒绝查阅古籍，我心中的一直对地方图书馆有“刻板印象”。心怀着忐忑前去咨询，没想到竟得到邢斌馆长的热情接待。据馆长说，因为是地方小图书馆，平时基本没人来查阅古籍。又因图书馆没有编藏书目录，古籍特种书库里的两千余种古籍排放毫无规律，馆长便放我进入古籍书库自己查找，更邀请我在假期来帮忙整理古籍，可以自由查阅。要知道一般图书馆都读者触碰古籍都唯恐避之不及，更别说让读者进书库自己找了，有些大牌图书馆登记后甚至要等候半小时以上才能看到书。文昌图书馆如此善意，实在是让后学受宠若惊。

我的母校文昌中学张光嶷科学馆前的校道旁，有一座为纪念民国校长詹行烍先生而立的铜像。就读文中六年间，我日日途经先生像前，读石上所镌铭文，常慨然于先贤之功绩。先生躬耕桃李，为海南教育发展殚精竭虑，卓然有成。在文昌市图书馆访书的时候，我发现了不少钤有“竹溪”朱文印的古籍，我很快意识到，“行溪”正是詹行烍先生之字，这些书皆为詹行烍先生旧藏！这对一个仰慕先生已久的后学而言，无疑是极为兴奋喜悦的。这本极为罕见的乡贤文集《湄邱遗集》便曾是詹行烍先生的藏书，卷末有先生跋语“一九六一年岁次辛丑仲春月拜读”，落款为“竹溪志”。这是此行最有趣的发现，更让我感叹于缘分的奇妙。

文昌作为千年古邑，文脉源远流长，人文鼎盛一时。然诸如古籍、碑刻等文献流传甚少，詹行烍先生的数百册藏书尽数归藏文昌市图书馆，留存至今，实乃一大幸事。但是，文昌民间又散落有多少古籍、碑刻，历经鼠啮蠹蚀、人世沧桑，这些“故纸堆”和“残碑”该何去何从，它们是否就此在历史的角落里湮没无闻？每念及此，无不令人忧心。文昌文庙庋藏明清碑刻数版，曝于烈日，残于水流，虫爬苔生，碑文漫灭，何其哀哉！

三、“板凳要坐一世冷”

杜泽逊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需要一颗赤诚的匠心”，“必须坐得住冷板凳”，“如果急功近利地粗制滥造，就糟蹋了前人这么好的研究成果，还不如不去做”。老师的话，常常警醒、激励着我。“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今时今日，“因己利，为己名”者甚众，而“思天下”者鲜已。我又当往何处去？黄色树林里分出的两条路，几人能同时去涉足？我也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一样，“在那路口久久伫立，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我勇敢且坚定选了人迹更少的、被人们冠以“冷门绝学”的那一条。我知道，有几本古书、有几个先贤，他们在等我，他们等我很久了。这个“冷板凳”我得坐，而且要坐一辈子。

二零二四年十月朔日浅识于文史楼校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