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名正物

——读《校雠通义》心得（节选）

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著名史学家，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他在其目录学思想中认为古人著录图书的“著录之道”是“辩名正物”。他说：“著录之为道也，即于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清]章学诚著.校雠通义通解[M].王重民,通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5.）这里的“著录之道”是指一种广义的“著录”，指古代目录学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对古人治书方法的精辟概括。

作为被历史验证有效的认识论、方法论，古代“辩名正物”的治书法对当代图书馆员的工作方法具有良好、有效的启发。辨字从刀辡声，是指把一个混沌的对象分析成局部群，从局部与整体的关联中更清楚地理解对象。一个混沌不清的对象不仅需要分析，当对象模糊时，还需要给对象一个可听的符号以便记住这个对象，名这个字就是指这个意思。名从夕从口，当认识对象昏暗不明看不太清楚时需要读出这个对象的名称以便记住这个特定对象。辨名就是要付出种种努力想尽各种办法去认识工作对象。正物之正，表明行走的脚正对着某个高处的目的地，象是某人走向高处的已确定无疑的某地并以那个目的地为坐标不断矫正自己的步履。借用我的一位导师黄克剑先生的话说就是直扑真理拒绝左顾右盼。物，这个字实际上是指代广义的世界，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正物是对辨名的推展，就是表明认识个体且能觉悟世界。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细微工作，其内却包含着万事万物的规律，都对工作者意义重大。古人说这就是见微知著，欧洲人曾说这是人的天职。章学诚先生在《校雠通义》中提出目录工作的重心在辨名正物，不仅归宗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观，这里还启迪我们在工作中能胸怀大小之辩，专注于具体工作，且胸怀阔达，心安理得。

1 “减法”思维

章学诚认为古人著述形式简朴，书名和篇名都没有标著或没有刻意留下，后人往往以某书作者的姓名著为书名，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后人在著录和使用中：“异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歧异”。（[清]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校注.上册[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395.）造成一书多名的历史现象，比如《淮南鸿烈解》与《淮南子》；《蒯通》与《隽永》；《庄子》与《南华真经》《太史公书》与《史记》等。章学诚先生在此没指出来目录文献中不仅具有一书异名的情况，作者名也有一人多名的情况，比如《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一书的作者河上公，在历代目录文献中就存在“河上公”、“河上丈人”和“河上真人”的不同著录。图书工作者以什么具体方法去特别留意并避免这种题名和责任者等的混乱呢？章学诚提出了“辨名正物”的“辨嫌名”的处理方法。此处的辨就是辨识，嫌名就是书名、责任者等有嫌疑，容易出错的辨识对象。

章学诚认为：“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校雠通义29.） “不当重复者”是将一书重复著录，或本是一位作者却被当成两位不同的人重复著录了。章学诚举例证明：古代著名校雠学家郑樵虽“精于校雠”，在其《通志》中仍然没能辨识到汉代班昭的《班昭集》与《曹大家集》同为一人之书，犯了图书著录的“一人而误为二人”的错误。另有“善于考据”的文献学家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误将《搢绅脞说》的作者当做张唐英，犯了图书著录的“二人而误为一人“的错误。著名大目录学家都会因为书籍本身的特点发生著录错误，都需要“辨嫌名”，图书管理者在图书管理过程中更需要“辨名正物”。

“辨嫌名”针对的是误将一书多著，重复著录同一种图书的相关信息，这就需要图书馆员具备“辨名正物”的工作方法，去把主观臆断的著录甄别出来，保留唯一正确的著录条目，避免一书多著。这是一种“减法”思维指导下的方法，要求减少自己的主观臆断，秉持客观求实的操作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违背基本工作原理的同时，尊重个体对象或具体图书资料的特性，较少顾忌制度、体系和常理对某种具体对象的强制，敢于坚持对某一特定对象的真实性的认识，减少因主观臆断造成的一书多著。在当代图书馆员的著录和管理中，都需要这种客观求实，客观著录的操作法。比如图书编目工作流程中照实著录本身就是一个工作原则，无论刻写文献本身如何有疑问，都应该按照工作流程照实客观著录图书书名、作者、出版信息等，保留这个对象独一无二的特性，而不是草率依照常理硬性抹杀对象的个体特征。在古籍的影印、复制过程中，无论古籍内容或版面情况如何变化，都需要照实保留古书原貌，以便保留原始数据的真实性。这就是一种减少主观臆断，较少主体介入的“减法”形态的“辨名正物”。

2 “加法”技巧

“辨名正物”的第一内涵是著录工作要避免一书多著的错误，把有嫌疑的“名”甄别出来，留下唯一正确的“名”。这是一种减少主体介入，尊重个体图书资料特性的“减法”思维所统御的减法形态的辨名正物。然而，章学诚辨名正物思想中还包含第二种内涵，就是同一种书在某种条件下可以重复著录的情况。正如他说“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辨名正物的第二内涵就属“当重复者”亦称互著法。这是一种加法形态的辨名正物。

辨名正物允许在特殊情形下，一书多著，将同一部书重复著录在不同类目中。章学诚说：“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校雠通义15.）如果一种图书在主旨上不止一个趣向；在使用上又不拘泥于一种用法，这种书就可以著录在相关联的不同类目里。比如古人著录图书，将《鹖冠子》一书著录在兵权谋（中国古代文献六分法中兵书略的子目类）的类目下，同时又在诸子略道家这个类目中重复著录。因为《鹖冠子》这种书具有“理有互通，书有两用”的特殊情况。

一书多著，一名多目，与“辨嫌名”杜绝一书多著的情况正相对，这就要求图书管理人的主观介入，主观判断一书多用，一书多理的情况，并主动一书多著，一书多入。与第一条客观著录不同，此条要求图书管理专家在治书过程中超越个体特性的真实价值，探索一种逻辑关系的真实，这就需要管理者的“主体介入”能力。章学诚称其为“独断之学”，而他说的“辨嫌名”的减法技能类似于他所言的“考索之功”。独断之学求的不是“减法”思维，而是一种职业技能的“加法”技巧。这种加法，把一种单一的真延伸为一种系统的、超个体的真，把一种客观对象打上主体烙印，这正是当代图书馆员应具备的一种工作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同一种书的多用途的发现和利用正是馆员的一种素养，同时也是图书分类、著录和咨询等工作的一项高效方法。

章学诚说一名多入的互著法的目的是：“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15.）强调构造书籍类目的逻辑结构的意义，从这个逻辑结构中推见学术渊源，追问学术真谛。辨名正物的重复著录并不是为了追求技术本身的价值也不是增工作量的功利价值，它旨在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学术目的。

3 道器呼应

辨名正物的第三内涵是指章学诚所提倡的“治书要法”，是一种“以书求源”的方法。以书求源是在治理图书时，创建一种“道器呼应，善法具举”的综合逻辑结构。他借用《易经·系辞传》的“道器”概念用于目录学，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校雠通义48.）道是指讲理论的书籍，器比作说方法的书籍。善是指一种好的价值观，法是指一种有效认识论。辨名正物的目的是在分类、著录图书时，让不同类目的书彼此之间“部次相从，有伦有脊”，理论书籍在前，方法书籍附后，以便从一个具体对象可探求普遍对象。这种编目方法讲求结构上的逻辑次序，也照顾到管理对象本身的性质和功用的不同，并以理性方式把不同单元统合在一个著录系统，形成一个“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统一完整的逻辑体。道器呼应反映出辨名正物的辨名与正物之间的内部关联，试图从局部与整体的循环中把握工作对象，实现工作目的。

章学诚认为古人的图书分类往往别有深意。他说《七略》把兵书、方技、数术三略设立于诸子之外深得辨名正物之义。因为三者所统略的书籍是“守法传艺”之书，而诸子统略的是立言明道之书，两者分属“虚理实事，义不同科”。前者讲理，是为道之学；后者说事，是利器之功。但是章学诚接着认为“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主张做“考索之功”的校书人不适合做立言明道的“独断之学”，这就把道器呼应的主旨理解成只有区别没有联系的单向度关系了。这个观点与其道器、善法并举的观点自相矛盾。在某些历史条件下，文献学家还是可以在“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之间做到兼收并蓄。

道器呼应，善法具举的辨名正物治书法，对当代图书馆员的职业素质更有深刻启发。它启发馆员在其工作中谋求某种技术与某种理念的结合，这是一种体现“综合素质”的工作法。辨名正物包含“服务学术”的目的，但是这种宏大目的的实现还需要“器”的呼应。馆员从“服务学术”到“精业强技”的转化是其职业走向中由“道”而“器”的一个职业向度，再从“精业强技”转向“服务学术”则实现了由“器”而“道”的职业向度，是一种职业素养的完整价值实现。馆员职业中的高效方法正体现在这个技术与宗旨之间的完美联合。当代图书管理工作需要将多种因素联合运用的综合技能。比如图书馆专业技术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联合作用；广博的知识与专门技术或专项工具之间的联合作用；现代信息服务与传统图书馆服务形态之间的联合作用，这些都特别需要馆员具有一定的综合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任务。

4 叙录与款目

著录是对一部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作客观简要的分析、提炼和概括，形成由多个语句构成的款目以便读者检索。叙录是通过分析、提炼、概括某书的内容和形式以便更充分地揭示文献价值，叙录包含作者主观思想。著录工作的结果是形成款目，款目是基本的著录单元。款目的集可合成目录。叙录的集亦可形成集成的提要目录。为古籍撰写叙录如同为古人撰写叙传，既需要“审定篇次”，又需要“推论生平”，（校雠通义78.）同样需要做到名实相副。章学诚注意到汉书艺文志序中对诸子家学流变的考述，亦注意到书目小注曰“有传”的记载，以此推见古人整理图书注重考证学术源流和生平传述。

款目应属于叙录的“审定篇次”，叙录离不开款目，但超于款目的客观局限。某书款目中的版本语句的变化与此书的思想渊源是此部书叙录的灵魂，既包含了客观的规定，亦包含对其思想源流的梳理、研判和定位。然而，无论“审定篇次”或是“推论生平”，叙录的撰写技巧都必然归宗于“家学”焦点。就是揭示某部书思想和形式的内外关系。用章学诚的语言就是“考镜源流”，这是辨名正物本身对叙录与款目的必然要求，不仅要超越款目限制还要超越篇次和生平的限制实现对特定书籍思想源流的疏通，以便更真实、深刻地揭示书籍的价值。

辨名正物处处彰显微细与宏阔之间的分化、回环和响应，折射出章学诚文献学思想甲乙部次与辨学考源间既相互龃龉又相互贯通的复杂镜像，含蕴了历史与逻辑、部局与整体、工具与理性、个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章氏不承认中国古文献源于个人独创，认为古文献源于官署文书、典章制度，似乎在重史表述中模糊古人学术思想的独创性，但其辨名正物中的互著、道器、和家学等观点却处处点化出人的主体力量的珍贵，述说着个人具体工作的工匠价值与大道间的必然关联，映印出天地人和的深远世界观。同样，今天图书馆员在各个工作环节、各种工作岗位、各种专业背景中的辛勤有效的具体工作都是对这个深远世界观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