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传统文化的重估与文化主体的确立

山大圕讲堂

本期主讲人：穆允军

1972年生于山东肥城，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馆员，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比较、传统文化、古典文献等方面的研究。

自近代中西文化遭遇以来，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文化走向，中西之争就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苦苦求索的命题。中西之争的核心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重估。基于对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学术界长期呈现出文化本位派、全盘西化派、马克思主义哲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当今时代背景中，传统文化日益突显出文化主体地位，全盘西化理论日渐销声匿迹，马克思主义哲学派主张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传统文化主体的确立上与文化本位派形成共识。对传统的重估代表着国人对中西之争的艰辛探索，也折射出理性与价值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文化主体的确立也意味着中西文化真正实现交融的开始。

一、中国文化主体性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

中西文化遭遇后，中国传统文化真正遇到了“他者”，文化进化论和全盘西化论盛行之时，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比较语境中一直处于客体地位，曾长期被作为一个对象化的客体受到审视与批判。当今时代，中国文化客体化的地位正在改变，人类共同的存在境遇需要多元文化的资源与价值，中国文化的自觉也透现出主体性的挺立，传统文化的主体性日益凸显。

首先，从世界文化范围看，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危机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资源。西方启蒙精神从神性中拯救出的“人”只是宾格意义上的“人”，理性的独断化导致由“人的发现”到“人的剥夺”的启蒙内在悖论，西方文化暴露的现代性危机以及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解构急需从处于世界历史之列的非西方民族文化中汲取资源与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原生的、恒久的、富有融摄力的文化，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阴阳互补”等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文化资源可以为西方文化摆脱危机提供重要资源，中西文化相互参照、互为主体。如同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所说：“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间，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人们或许因此而可以希望，在西方理解自身过程中最近发生的变化，将有助于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方面多多获益。”

其次，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传统文化重新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海外学者林毓生关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张得到极大的响应，现代新儒家、学衡派等主张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受到关注。90年代“国学热”兴起，同时传统在后现代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中寻找到共同点，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矫正启蒙思想的文化资源价值显示出自身的特质与魅力。

再次，从文化自觉意识来看，自21世纪以来，了解传统文化，自觉把握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成为国人的文化意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解释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意味着对自身传统本体意义上的体认，这种体认将自身文化存在与传统合二为一，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

二、全盘西化的失语及其学理缺陷毋庸置疑

中国文化是在西方启蒙造就的现代性的侵蚀下走向现代的，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代性张力，文化的时代性要求是文化变迁的主导力量。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进化论在世界文化的走向上是有其真实性的。就文化的走向来说，不论是西化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在于如何走向现代？中西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化主体之争，创造新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一直是人们思考与争论的内容。从张之洞意在补救的“中体西用”，到康梁致力于汇通的“即中即西”，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崇尚民主与科学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及胡适、陈序经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对于承载中国自身文化生命的传统文化，也由本体论转向知识论的拷问，传统文化被作为一个与自身无涉的客体来批判与鞭挞。

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早已证伪了用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全盘西化的主张已近销声匿迹，然而全盘西化派在学理上存在的缺陷仍需进一步澄清才不会重蹈覆辙。全盘西化派的学理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遮蔽文化民族性的一元、单向文化进化观。受文化进化论的影响，全盘西化派用文化时代性遮蔽了文化的民族性，唯西方是瞻，缺乏对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批判。在“科玄论战”中，胡适曾对于玄学派对科学万能论的批判进行辩解：“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他用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取代中西文化之异的全部内涵，无视文化民族性的内涵和价值，无视中国文化启蒙作为一种外源、后发性启蒙所可能具有的避免理性独断化后果的积极意义，最终因缺乏中西文化的接榫而流于虚无。

二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和文化体用论的误用。严复曾讥笑“中体西用”是“牛体马用”，胡适等新文化派也是基于“体用不二”的原则，坚持将西方文化作为新文化之体，并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比作“水火冰炭”。陈独秀认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理论、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在思维方式上与极端保守派如出一辙，是二元对立思维加文化体用论误用的结果。文化比较中的体用与本体论上的体用不是完全对等的，更为重要的是，体用不二原则根本无法解释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如果说对文化体用论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早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这种思维模式无形中钳制了从现实中探索中国文化变迁机制的动力。

三是矫枉过正的逻辑错误。胡适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当今的启蒙推崇者仍存在这种思维缺陷，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在将来的发展肯定只能是一个‘杂交品种’，而绝对不可能‘全盘什么化’。但如果我们不强调‘应该怎么样’，那就连杂交品种也得不到，只能是退化品种。”全盘西化派把矫枉过正作为对付文化惰性的手段，但是矫枉过正的手段并不一定得到正面的结果，两者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全盘西化派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主张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缺乏对启蒙内在悖论的理性反思，传统文化的重估与文化主体的确立放弃了避免西方现代性危机、超越启蒙心态的文化自觉，又丧失了在文化现实发展中文化生化的民族根基和主体，虽然把文化启蒙视为“重估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但这一评判的态度从未指向自身的主张，注定无法实现西方启蒙精神的超越。时至今日，全盘西化已渐失语，用文化的时代性代替中西文化差异的逻辑错误和文化生化根基的缺失已证伪了用西方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可能性，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传统文化才能担当起新文化的主体。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凸显及与本位文化派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历史的优秀成果，是从近代文化自身中孕育出的一种富有实践性、革命性的批判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的核心命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对两者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对立论、融合论、解读论等不同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主张突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文化主体问题上与文化本位派日益达成共识，两者的融合必将推动中国文化新局面的开辟。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论颇具代表性。他主张中西马三流合一，并认为：“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 方克立发展了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思想，提出把“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指出：“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在文化主体的选择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文化本位学派没有根本性分歧。

文化主体的确立，正是体现了文化本位派守持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实意义。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末牟宗三、唐君毅等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视中国文化作生命观，肯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还是本位文化派对传统命脉的守持与珍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开创新文化的主体，这也是文化本位派与全盘西化派最大的分歧。而今，全盘西化渐失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派明确传统的文化主体地位，与本位文化派具有了更多共同的语境和思想的融合，三足鼎立的局面已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

四、重估传统的人类本体论意蕴及其思考

在人类本体论意义上，对传统的不断重估折射出理性与价值的悖论与冲突。中国文化主性善论，将人视为具有内在道德自觉的生命存在，追求安身立命的内在超越，倾向于将传统视为自身文化生命，这在现代新儒家最为典型。西方文化主性恶论，把人当作理性的主体，具有认知的外在追求，倾向于对传统的超越取向。中西文化表现出价值与理性不同的特质，中西之争折射出理性与价值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人的存在二重性之间的分裂表征。而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二重性除了相互区别、分离的一面，还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人的精神存在离不开肉体存在的载体，人的肉体存在也因为精神存在而提升了人的灵秀与尊严。从人类本体论意义上，中西文化又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传统的重估中，把传统作为文化的创造主体，是突破理性与价值悖论的一种文化抉择。传统文化主体的确立还意味着二元对立思维的突破。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模式中，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启蒙与反启蒙、传统的精华与糟粕等等都被置于思维的两极，非此即彼，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选择。二元对立只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两极的不同，在两极之间喋喋不休地争论，而无助于文化发展的现实机制的有益探索。

时至今日，全盘西化理论早已不再引领学术的潮头，学界对文化主体的思考日趋冷静、理智，人们意识到全盘西化造成文化主体的遗失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而文化主体的确立是中西文化真正实现交融的前提。因为只有确立了文化主体，才能真正在现实中创建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甄别、选择、涵化的生成机制。传统的重估与文化主体的确立象征着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和逻辑某种意义上的合题。就中国文化发展历史而言，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文化热”、“国学热”对传统的热情，国人对于传统在中国文化启蒙中担当的主体角色趋于理性和清醒，传统文化主体的确立不再是某些学派的主张，而是国人的一种共识，是中国文化启蒙赋予的历史重任。从逻辑上看，对传统的重估纠正了全盘西化的偏颇，超越了极端保守派对传统的固守，突破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禁锢，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中重新对传统的价值进行定位。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启蒙中的主体性体现着中国文化启蒙不同于西方文化启蒙的特质，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启蒙摆脱百年中西之争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中国文化启蒙的进程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表征，因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启蒙注定是文化交融的一种典范。当然，文化主体的确立仅仅意味着中西文化走向真正融合的开始，中国文化启蒙新的起点。中西文化真正的融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依然任重道远。同时，对文化主体的认识要避免三类误区。

首先，把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主体，并不是简单认同现代新儒家的主张。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新外王”的理路还只是停留在逻辑上的可能，并未有文化生化的现实可能性。其次，文化主体的确立也不等同于对传统文化的完全保留与接纳。传统可以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与知识论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应注意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再次，警惕传统文化的后现代解读。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确立文化的主体性，不等于放弃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树立启蒙的反思的理性坐标，既要超越启蒙的心态，又要保持传统与后现代时代之异的清醒。